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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昝涛副教授主讲“从‘土耳其史观’到‘新奥斯曼主义’的记忆政治”

2021年10月15日晚,我院“国关大视野”系列讲座顺利开讲。本次讲座由北京?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副教授主讲,我院白云天特聘副研究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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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副教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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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聚焦于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21世纪的土耳其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其中重点探讨历史叙事和记忆建构问题,从而在认知建构的视角下看国际关系,强调了历史记忆的塑造和历史的创造同样重要。

昝教授首先从两幅生动的土耳其漫画切入,继而引出对于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与当下间关系的探讨。他强调每一个民族(nation)都倾向于将自己投射于一个遥远的历史记忆之中,都会有选择性的相信一些神话。人的存在就是历史的存在,所构建的共同过去的历史将成为大部分人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只有自洽才会给人以确定感、永恒性与不朽感。因而,与当前政治有关的是历史记忆而非史实(historical facts)。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后,书写一部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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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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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昝教授通过多个例子探讨了“是否所有的历史记忆问题都是现当代的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其一,他以崔浩国史案为例,强调当历史得以被书写下来,历史叙事服务于现实的灵活性将极大下降,因为权力者在利用历史叙事的同时,只能适应和受制于已定型的历史叙述。其二,他提出,美国由十三块缺乏共同性的殖民地联合而成,也需要一部统一的国家史来创造有利于团结的民族主义激情进而避免走向分裂,因而初期写史者将美国塑造成启蒙的欧洲的“新生儿”,为美国其后的扩张增添某种所谓的“神圣性”。其三,他提到萨达姆为强调自己作为伊拉克领导人的特殊性和所做事业的伟大,将伊拉克地区的历史成就遗产与其所生活之当下相联系。最后他从土耳其共和国的视角进行讨论,强调历史并不都能被客观呈现,凯末尔需要为土耳其革命确定一个唯一的历史记忆/叙事的版本去维护自身的地位。Nutuk(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Cumhuriyet Halk Partisi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这一重要文本便确定了对土耳其民族革命的历史叙事和记忆建构。

紧接着,昝教授介绍了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与特点。他强调,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在于引导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与想象。而在当代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所体现的是某种对早期历史上游牧特性的强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主体性叙事视角。他着重介绍了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历史教课书的第一和叁卷,一个是“土耳其史观”表达了土耳其民族历史书写的种族特性以及对文明起源的关照,通过改造当时流行的“雅利安史观”,将土耳其民族建构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创造者,并对其他已知的主要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土耳其人强调土耳其史观并不服务于殖民主义,而是为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尤其是要实现和欧洲人之间的平等。二是,共和国早期的土耳其史观还要处理奥斯曼帝国与现在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为共和国的现实与实践服务,比如,非常典型的是通过有选择性地建立有关哈里发历史的新叙事,为废除哈里发提供历史合法性。

最后昝教授对内政意义上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在冷战后期,基于新的历史条件,土耳其的土族文化、民族心理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转型。奥斯曼符号由过去被认为是负面的转而被作为正面的元素加以利用,并渐渐发展为正面化的符号,表现在领导人的言行、对奥斯曼帝国的各种怀念和纪念、重新评价或翻案以及大众文化作品等方面。昝教授还对比了土耳其人在不同时期的奥斯曼观念,提出在凯末尔主义时代强调的是全面西方化、世俗化,肯定土耳其但否定奥斯曼,疏离自身的过去;而在当代,则强调要重建主体性的历史观,面向及拥抱中东和伊斯兰文明,建立与西方的平等关系,这就表现为重新肯定奥斯曼,此时“奥斯曼”同时承载着民族(罢耻谤办)与宗教(滨蝉濒补尘)上的两种使命。

在交流环节中,同学们就“如何处理去凯末尔化与凯末尔主义对土耳其国民性存在重大影响间的矛盾关系”、“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的考量与影响”、“重回奥斯曼史观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提出疑问,昝教授对此一一作出专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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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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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以土耳其为案例阐述了历史记忆的建构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开拓了同学们的学术视野,加深了对于历史叙事问题的认知,进而能以更加丰富的视角去看待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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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彭雯昕

编辑 | 陈荥琳

初审 | 张天华

审核 | 张志文

审核发布 | 郭予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