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7日晚，我院“历史与战略研究”系列讲座第六讲“冷战与战后东亚秩序的形成（1945-1955）”于珠海校区海琴六号叠210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主讲，我院孙兴杰教授主持，李晓超书记、程治森老师、杨黎泽助理教授、李远声特聘副研究员、何君陶特聘副研究员、叶晓静特聘副研究员等出席讲座。
讲座正式开始前，牛军教授向天美麻花星空高清MV赠予了他的着作《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李晓超书记代表学院接受赠书，并向牛军教授表示了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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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牛军教授首先围绕本次讲座的主题对东亚地区做出了清晰的界定。而后，牛军教授分析了东亚地区的特征。他认为，第一，东亚是大国集中且大国力量交织的地区；第二，东亚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东亚成为了继欧洲和北美之后的第叁个世界经济中心；第叁，东亚是大规模国家集聚、群雄并起的地区，大规模国家主要考虑的是国家的人口规模等。由此，牛军教授表示，东亚地区机遇与危机并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东亚安全秩序更是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牛军教授指出，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也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其中几个关键事件包括中国的革命运动、中美和解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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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牛军教授认为应该在东亚秩序演变的整个历程中理解1945年到1955年战后东亚秩序的形成，并详细介绍了东亚秩序的演变历程。第一阶段是二战后期（1943年）到冷战爆发（1948年）。这一阶段是从战争到战后秩序过渡的阶段，也是本次讲座的重点。牛军教授指出，二战后期的一系列会议，如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等，是我们理解战后东亚秩序的起点。1943年的开罗会议提出了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的设想，但是，历经大国的秘密外交后，“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东亚战后秩序做出了没有亚洲国家参与规划的安排。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这一战后秩序安排。但随着1948年中国国内局势基本落定，战时的战后秩序设想难以实现，新的地区秩序轮廓也逐渐浮现。牛军教授也因此特别强调了1948年作为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份对世界、东亚和中国的重要性。
第二阶段是1949年到1979年（中美建交）。冷战前期，东亚地区持续出现大规模军事冲突。1955年的万隆会议标志着除了冷战两大体系之外第叁种力量的兴起。第叁阶段是1979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时期，维持东亚地区秩序最重要的叁个要素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以美日同盟为中心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以东盟为中心的双边或多边安全体制。牛军教授指出，虽然他将第四阶段界定为1991年至2018年，但自1979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最大的变动体现在中美关系的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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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教授的演讲幽默深刻，对历史案例信手拈来，赢得了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东南亚秩序与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新中国初期领导层政策制定的机制”“国民政府与越南”“朝鲜与朝核问题”等议题积极发问。牛军教授对同学们的问题做了耐心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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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结束之后，孙兴杰教授再次向牛军教授表达了由衷感谢，并就讲座内容和与会师生分享了个人感想，引导同学们关注、重视国际关系的历史转向。最后，孙兴杰教授热烈欢迎牛军教授再访我院，与同学们分享更多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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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之后，牛军教授与在场的师生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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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陈津津
撰稿 | 吕迅
编辑 | 王艺丹
初审 | 陈颖
审核 | 孙兴杰
审核发布 | 李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