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5日下午，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的“历史与战略研究”学术工作坊第五期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我院谷名飞副教授引言，历史学系（珠海）孙丽萍教授、我院徐桑奕助理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秦一老师和我院孙兴杰教授作为与谈人，围绕“欧洲危机？海洋、贸易与移民关系的考察”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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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名飞副教授首先指出对于欧洲危机的悲观论调逐渐占据主流。自2005年法国公投失败到金融危机、恐怖袭击、难民问题以及近年来的疫情、俄乌冲突，一系列的事件暴露出欧洲内部日益突出的分歧，根本性问题难以解决。其次，他论述了欧洲危机与历史逻辑的矛盾点。欧洲崛起于周边帝国强权背景之下，为开拓贸易路线被迫寻找海上贸易通道，从此欧洲的贸易与海洋产生了密切联系，而英法等国利用移民控制了殖民地。从历史来看，移民是欧洲崛起和强大的工具，并且欧洲本来就是移民的大陆，但现在却成为了欧洲的危机，与其历史上对待移民的态度形成较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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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萍教授强调，欧洲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衰落的俄罗斯的问题，是如何将俄罗斯这一衰落的帝国纳入到现存的国际秩序中来的问题。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俄罗斯与美国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冲突，而在冲突中，乌克兰由于其重要的地缘位置成为冲突的中心。接着，她提出了北约这一军事组织的空间范围的问题：在欧洲，北约不可能无序、无限扩张，那么，其空间范围在哪里？冷战后美国的单一霸权秩序不会一直延续，而欧洲危机是秩序调整过程中的表现。
徐桑奕老师以东印度公司为案例，探索海洋、贸易与移民关系对国际秩序安排的影响。东印度公司经历了从商行向政治决策机构的转变，不同于英国本土和其他英国移民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常备军，并垄断了对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的贸易，由英国王室直接管辖。但随后北美殖民地独立使英国政界讨论印度独立的可能性，并且对东印度公司腐败行为的批判通过印刷媒体传播，引发了东印度公司的道德危机。东印度公司代表了英帝国的顶峰，其危机也是英国的危机：第一，从国家层面上，英帝国加紧对殖民地、特许公司权力的管束；第二，特许公司制度的危机：特许公司利用制度漏洞将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第叁，国家内部思想的危机：旧贵族与新贵族、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产生了深刻分歧；最后，法国激进的革命运动也催化了英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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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一老师则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起点，从叁个层次讨论了欧洲危机。从民族国家层面，以法国为例，马克龙竞选连任成功代表着传统左翼和传统右翼的失败，法国政局呈现出相对中庸路线和极端路线的竞争。而泽穆尔作为法国选举的黑马，其对移民的政见反映出民族国家受到了反全球化、反欧洲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的冲击，欧洲倾向于“问题移民化”。从欧洲层面，欧洲危机涉及什么是欧洲的问题，民族主义与欧洲主义、民族国家与超国家机制的问题，以及以何种方式、向何方向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从更宏观的体系层面，欧洲危机在于亟需明确欧洲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欧盟提出战略自主，但在安全防务一体化上仍然受到北约掣肘，而且美国的口号政治也深深地影响欧洲的政策，体现出欧洲的战略自主在各方面都存在缺失。
孙兴杰教授表示，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欧洲国家受到了不小的心理冲击。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来说，俄乌危机可以视为“东方问题”的延续，或者说是“新东方问题”，就是“俄罗斯怎么办的”问题，一个寻求重振前苏联空间的俄罗斯与不断扩大的欧洲国际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乌克兰危机不仅使欧洲意识到其缺乏安全自主性，而且也给欧洲带来身份界定的问题：一方面，是否接纳乌克兰将重新界定欧洲的范围，另一方面，欧洲重新成为权力中心、重塑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更加渺茫。从地缘政治长时段观察，欧洲传统战争在回归，如果将俄乌冲突置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并不稀奇，但是，当前国际秩序从单一权力中心向多元权力中心转变。孙老师同时还指出，存在着“多速欧洲”和“多重欧洲”，前者凸显出欧洲处于离散和权力分散的状态，欧盟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后者则折射出欧洲边界的多重性：在欧洲东部的危机是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长期博弈的继续，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断侵蚀欧陆国家构成了长期趋势。
本期学术工作坊，老师们以“海洋、贸易与移民”为关键词，分享了对欧洲兴衰以及当前欧洲局势的看法，使同学们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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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陈钰苑
摄影 | 陈晓珊
编辑 | 马榕蔓
初审 | 程治森
审核 | 孙兴杰
审核发布 | 李晓超